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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 哈金 从饥饿小说家到Xuefei Jin教授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特约撰稿 岭尓 日期:2017-11-12

“其实人和人,到最后的区别,就是这一个一个坎,你能不能熬过去,过去了,你就不一样了”



哈金

本名金雪飞,笔名Ha Jin,1956年生于辽宁。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4年获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1992年获布兰迪斯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系教授兼主任。长篇小说《等待》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短篇小说集《光天化日》和《好兵》分别获奥康纳奖和海明威奖,2004年长篇小说《战废品》再度获得福克纳奖并入围普利策奖。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落地》、《新郎》,长篇小说《自由生活》、《池塘》、《疯狂》、《南京安魂曲》、《背叛指南》、《折腾到底》等。

跟哈金提前半个月约见面时,并未想到那一天会是中秋节,也压根忘记了诺贝尔文学奖。

“就这么定了,我们10月5日见面吧,地点就在我的221办公室。那天下午我有文学课,你可以跟我去旁听,我会讲《愤怒的葡萄》。” 221是哈金在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办公室,隔壁的小教室222,几十年来已经走出了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海明威奖、福克纳奖……各大文学奖得主。哈金从那间教室毕业,15年前又回到那里,以文学教授 Xuefei Jin 的身份任教到现在。如今,61岁的哈金,还是这个在全美名列前茅的创意写作项目的系主任。

10月4日我从纽约出发,沿95号公路驾车去听一堂创意写作课。四小时后,我在傍晚抵达波士顿。头顶的月亮大得失真。我把酒店定在了Watharm镇,就在布兰迪斯大学旁边,GPS显示,距离波士顿大学12英里。当年,哈金来美国的第一站就在这里,他从山东大学考来布兰迪斯读英美文学博士。读到第三年,开始每周一次从Watharm的布兰迪斯,向东去cambridge的波士顿大学,旁听写作课。后来哈金回忆说,“开车要40分钟,开回学校12英里,开回当时的家15英里。”那是1990年,34岁的哈金第一次听说“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 ),第一次尝试用英文写诗、写小说。

WuNan也曾住在Watharm。上世纪80年代他从香港来到波士顿,在布兰迪斯大学读政治学博士,后因种种变故,退学去亚特兰大开起了中餐馆。本想学成归国回家乡大学教书的他,选择留在这个国度,为生计摸爬滚打,又不甘虚度此生,拿起笔开始写旧体诗,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即便受到各种嘲讽,WuNan还是离开油腻的厨灶,决心走上自由创作之路,并说出一句,“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利用自由,自由对你就没有意义。” 这是哈金的长篇小说《自由生活》中的情节,六百多页,花了他7年时间。

小说出版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哈金的半自传小说。连盛赞过他的厄普代克都这样公开评论。哈金不解释,他只记得一句尤其给他力量的话,来自太太,“《自由生活》你写到这分儿上,以后你别的啥都不干也行了,就做个混蛋吧。”那股骄傲,比哈金此前拿下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海明威奖时都要强烈。

可哈金还是没去做个混蛋,也无法“啥都不干”。他比30年前刚来美国时还要拼命,不敢放松。“不写出伟大作品怎么行呢?最难的是一个人成功后怎么继续,比一开始还要难。”除了一部一部打磨新小说,出版时照例在扉页上写上:献给Lisa和Wen(太太和儿子),哈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波士顿大学当好Xuefei Jin教授。这位常自嘲边缘、野生的作家似乎有种使命,要教出几个出色的移民作家。



哈金与德国编辑乌俐卡 (图 哈金提供)



■哈金每年秋季开设的移民文学课,正在分析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 (图 岭尓)

Xuefei Jin教授,与沃尔科特共用办公室

与哈金见面的那天早上,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移民作家石黑一雄获奖。那天是周四,下午哈金有3个小时的文学课,讲授移民文学。他一般早上10点从家里出发,先开车再换地铁,两小时内能到波士顿大学。那天在路上,他给系里的协调员凯瑟琳·康(Catherine Con)挂了个电话,请她看看“有没有一位从纽约来的采访者已经到了办公室”。两人电话里聊起刚刚揭晓的诺奖,“是石黑一雄哎。” “ 也不算冷门,其实诺奖就是个大奖,给谁都行。没获奖的,也不代表写得不好。”

凯瑟琳也曾是哈金的学生,钢琴专业出身的她,2012年考入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系。当时她是班上唯一的亚裔,妈妈来自台湾,父亲是中国和哥斯达黎加混血,她生在美国,不会中文。至今她还记得,在哈金课堂接受的训练,“ 一个故事要有5个场景和一个出其不意的结尾”,“写作非常之难,我们可以选择其他任何职业。但既然选择写作,就意味着热爱。”因为立志小说写作,毕业后她又回到系里,当协调员,边创作,边工作。

上午11:30,我在221办公室见到了哈金。他刚摘下棒球帽,穿一件蓝牛仔衬衫,帆布裤,和那双已穿旧的被媒体多次拍到的“带流苏的棕色皮鞋”。前一天是中秋节,他收到了朋友递来的月饼。一边拆着这一周堆积的信件,一边招呼我坐下。哈金现在的身份,除了教长篇小说的Xuefei Jin教授,还兼任创意写作项目的主任, 多了很多行政上的杂事。

“一大早,都是石黑一雄的新闻,又是移民作家啊。” 我说。书架上有本远藤周作的《沉默》。“是啊,他很不错的,Reputation很好。不过他的小说基本上是英国传统了,我倒想起另一个华裔英籍作家Timothy Mo,中文名叫毛翔青。他写过《酸甜》,一点也不比石黑一雄差,就是脾气不好,把人都得罪了。所以得奖很大的因素,有一个运气在里面。” 我看着眼前这位拿过美国各种文学大奖的“得奖大户”, 他的表情谦卑得像刚出道的新手,“包括我自己,比我写得好的太多了。活着的,死去的。你只有一条路,去写,写好。”

这间办公室,哈金呆了15年。房间不大,创意写作班的传统是两人合用一间。以前,哈金的同屋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两人共事五六年,一个教小说,一个教诗歌和戏剧,共用这间221。“他当年常跟我说:你知道吧,我是可以提名诺奖的,但得拿钱来。每次我都不理他。” 我问哈金,“他是开玩笑吗?” “ 半真半假吧。他后来退休,我们就没往来了。”2017年3月沃尔科特去世了,哈金办公室的书架上,还留着一张他和女儿的合影。

现在和哈金共用办公室的,是女作家西格莉德·努涅斯,她曾是苏珊·桑塔格的秘书,桑塔格儿子的女友,写过一本《永远的苏珊》。“她的小说才好,《上帝呼吸中的羽毛》非常独特。她专教小说修改,每周一,就在隔壁。”

隔壁的222,就是创意写作项目那间传奇的小教室。不到20平米,在这儿教过创意写作的有大名鼎鼎的罗伯特·洛厄尔、西尔维娅·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小说家契佛、写《革命之路》的理查德·耶茨……在这儿教了几十年的著名诗人罗伯特·品斯基(Robert Pinsky)、小说家(曾经的系主任)莱斯利·艾珀斯坦(Leslie Epstein)至今还在任教。而这间课堂走出去的重要作家,仅哈金那一级,就有他,以及得过普利策奖的琼帕·拉希里(Jhumpa Lahiri), 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彼得·霍·戴维斯(Peter Ho Davies)。窗外,是写作间所在的剑桥镇Bay State Road,偶而会有纽约街头那样的警笛声飘过,更常听到的,是不远处查尔斯河上赛艇队奋力的哨声。

哈金对这里太熟悉。27年前,他在布兰迪斯还未毕业,就每周过来旁听莱斯利的写作课。1992年,凭第一本英语诗集《Between Silence》,他成为创意写作班的正式学生。在这间教室完成的《Ocean of Words》(《好兵》),让他成为莱斯利嘴里的“天才哈金”。

12点20了,哈金要去另一间教室上课。他打印出一叠纸,上面有5道题,都是关于《愤怒的葡萄》的细节。“一个小考试,我要确认他们都读了。这本书很大,容易偷懒,不细读不行。” 波士顿大学很大,整个校园沿着查尔斯河畔有130多英亩。“80年代这一片都像贫民窟,后来波士顿大学才把这些楼都买来,现在校区大着呢。” 秋季每周四下午,哈金要去和221相隔三个街区的心理楼上移民文学课,三小时。他更拿手的长篇写作课(Longer form),一般在每年春季,固定在222。

这门“移民文学”,是哈金2002年回到波士顿大学任教创意写作间时专门开设的一门课。他是这个项目几十年来唯一的华裔教授,而那时媒体对他的报道已是,“唯一同时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的华裔作家(《等待》1999年)。”15年来,世界各地致力于移民文学英语写作的,都会慕名而来。“创意写作”早已是波士顿大学一个小王牌,HaJin的名字也成了写作间的一张招牌。

“今年创意写作招了18个人,8人诗歌,10人小说,一般每年都会控制在18人以内。”来上移居者文学的,有一半是哈金小说创作方向的研究生:一个来自比利时,曾经是个film maker , 想好好写小说。一个来自加拿大边远小城,弃医从文。一个印度人,已经出了两本书。还有来自英国的杂志编辑、来自孟加拉的文学青年…… 另一半,来自英语文学的研究生,偶尔也有本科生跑来听。

一学期14周,这门课上,除了《愤怒的葡萄》“很大”需分成两周外,其他时间每周一部移民文学作品分析。哈金按顺序给学生列出的书目是: 远藤周作的《沉默》、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纳博科夫的《普宁》、努涅斯的《上帝呼吸中的羽毛》、亨利·罗斯的《就说是睡着了》、格雷厄姆·格林的《沉睡的美国人》、杰哈布瓦拉的《 热与尘》、哈金自己的《战废品》以及奈保尔的《河湾》。

“为什么约翰总是感到自己有罪?”“当Joads穿越沙漠时祖母怎么了?” 哈金设置的题目,只要精读作品,都很容易回答。“我这门课,要强调的是移居带给人形而上的精神上的影响。比如斯坦贝克笔下,为什么女性在这种情境下会更有力量?而且,上完这门课以后,他们基本可以知道长篇小说有哪几种形式,自己可以开始创作了。”

让哈金欣慰的是,学生都愿意跟着他“啃大部头”。他曾把杜拉斯的《情人》也列在书目中,但试了几届,效果不好,就换掉了。“他们觉得太轻了,不够厚重,像是Love Letter。”

学生们不叫他哈金,也不叫教授,就叫Xuefei ,那是他在波士顿大学的正式教职姓名:Xuefei Jin。写作间的网站和各种海报上,写着巨大的HA JIN,“系里为了attract people (吸引人)吧,一般他们都叫我Xuefei。” 他又马上说,“不过我给学生写推荐信,得用哈金,不能用Xuefei了。” “ 推荐信写得多吗?”“ 哎,写得太多了!你必须写,他们是你的学生,你不管能行吗。好多人找工作,申请教职,联系出版……和我当年一样。”



哈金从前与沃尔科特、现在与努涅斯共用的办公室221 (图 岭尓)



■创意写作间里的海报(9月18日),报纸上有对写作间毕业作家的报道,哈金满意的Weike wang 也在其中 (图 岭尓)

饥饿小说家——“那八年,我在系里就是孙子”

哈金在美国的第一份教职,是在埃莫里大学任诗歌写作教授。和他一起竞争这个职位的有260多人,当时还未从波士顿大学毕业的哈金,最终拿下这个职位。1993年,他搬到亚特兰大,开始了他在美国大学的亚裔文学教师生涯。

“那时候亚裔不是个优势,反而是劣势。他们会想,你凭什么能来教文学创作?”

“为什么是你?”哈金自己也反复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想有几个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整个过程我没犯什么错误。从系里到学校所有面试,我表现得还不错。再一个,我出了一本诗集,还有一个PHD。这很重要,美国很多作家没有PHD。还有,我的推荐信很强。”哈金至今记得当时他递交了四封推荐信,两封来自他在布兰迪斯读博时最重要的导师,大诗人弗兰克·比达特和艾伦·格罗斯曼;另外两封来自莱斯利和宇文所安。

他至今记得两句鼓舞过他的推荐语:比达特在信中写道,“他是我见过的最棒的文学家。”莱斯利写道,“我从心底里相信他是天才。”“这些话当时对我非常鼓舞。” 哈金说。

37岁的哈金成了那所全美综合排名前30的大学老师,在那儿度过了他在美国最难的八年。“那八年,我在系里就是孙子。我是最拼命的一个,全得靠自己,不能靠别人。当你决定用英语写作时,已经走上了一条另类的路。华人觉得你注定失败, 这条路走不通。美国人呢,当你没拿到工作前都帮你,拿到工作后就觉得你是个rival(竞争对手)。所以我全得靠自己,任何一行句子、一行诗怎么弄的,我从来不敢问。”哈金反复说,你一个英语教授去问别人,说明你根本不行啊。

那段时间,哈金总想起两个故事。一个关于契诃夫的——哈金少年时在家乡东北小镇图书馆唯一读到的外国作家。契诃夫早期为了生计,写过很多小短篇,给报纸投稿,用稿费买面包。有位老批评家看了他的小说,给他写信,说你要珍惜你的天才,要写严肃文学。不知道你的食物够不够,如果不够,那你就饿自己,我们都是从饥饿开始的。另一个,是卡夫卡的《饥饿的艺术家》。一个人总是找不到人间的食物,什么食物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没有东西能满足他的饥饿感,最后饥饿成了他的艺术。“这两个故事对我影响特别深,几乎是深入骨髓的那种影响。”

饥饿的哈金,下定决心继续冒险,他要用英语写出最好的小说。“就是一种你无路可退,只能退到纸上的感觉。跟着你的饥饿感走,别无选择,只能到纸上去写,大不了死路一条,失败。不停地接受被退稿,被拒绝。但同时你又要无比自大,你要给自己一个幻觉,你一定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别管眼前有没有人看,你要跟死去的伟大作家靠近。你不自大可以吗?那就先输了。” 时隔那么久,哈金聊起艾莫里那些年的生活,仍然激动。

“系里曾经想赶我走。雇我的时候系主任在休假,回来一看雇了个亚裔人,说话还有口音,就总想赶我走。但是以后不行了,因为我出书出多了,还获了奖,他们赶不走了。”

哈金在那些年反复饥饿的过程中,撑了下来,写出了《光天化日》、《池塘》和《等待》,获得了海明威文学奖、奥康纳短篇小说奖、福克纳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2002年,哈金和太太、儿子重回波士顿。他以华裔小说家的身份,重新回到波士顿大学他当年的课堂,和莱斯利、罗伯特·品斯基、沃尔科特做起了同事。



1997年,哈金在美国佐治亚州家门前(Robert S. Abrahamson)

太太最像他最满意的角色

傍晚,哈金一定要带我去学校餐厅吃饭,这似乎是他接待朋友的惯例。“这是犹太人的Kosher餐厅,很干净。吃完饭我再赶回家。我们住在林子里,太晚了,太太一个人在家害怕。”

在波士顿,哈金一家选择远离热闹的市区,住在一个离市中心南向30英里的小镇Foxboro。他们住了十几年,邻居只有一户。不上课时,哈金每天早上起来写作,下午累时在院子里干活。“干什么活啊?” “我们后院,6英亩呢,秋天马上来了,各种叶子啊杂草啊,都是自己弄。”

他想起太太跟儿子刚来美国时,生活很简朴,“一年才花五六千块钱。”那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书后期,为了儿子能上好学校,他们住进一个最好的区,付不起昂贵的房租,就跟房东做了笔交易,“我们住Top floor, 但帮他们干活,早上帮送孩子上学,下午帮锄草料理院子,算交换。” 那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清苦,但哈金正是在那时完成了很多作品。 “其实人和人,到最后的区别,就是这一个一个坎,你能不能熬过去,过去了,你就不一样了。”

如今儿子已成大人,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又在布朗大学读博士,学历史。有人说,哈金父子两人,读了美国最难的两个专业,英语和历史。太太出国前专业是数学,到美国后,除了计算好一家人的生活开支,最重要的角色是成为哈金的灵魂伴侣。她无数次用“数学家的直觉”为身边的小说家提供修改建议。“《等待》的整个故事都是她给我的,太重要了。”《好兵》在中国出版时,找不到合适译者,哈金和太太联手做起译者。《好兵》扉页上写着:献给Lisa。译者:卞莉莎,哈金。

问哈金,他笔下最满意的角色是谁。他说:《自由生活》里的萍萍。问他,太太最像谁,他说:萍萍。

晚餐后,我向哈金提议开车把他送到昆西车站,他取了车再开回家,还需要50分钟。他一个劲地客气,像刚才抢着结账时一样坚决,“不用,不用,太麻烦。”

终于还是上了车,我们在渐亮的月色中向南驶去。行进中,GPS自动语音,“Turn right on the Franklin street.”哈金嘿嘿笑起来,“ 它都告诉你啊!” 车窗外的月亮,比前一天的还要大、还要亮,哈金突然说,“ 有一次中秋,我们看到的月亮像房子那么大,真的,像房子那么大!”

“现在看到月亮,你还会思乡吗?”

“现在看到月亮,就是月亮。”



池塘



等待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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