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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 唐小兵 活在真实中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徐琳玲 实习记者 吴媛博 日期:2017-11-12

这些来自柴米油盐、孩子家庭的琐碎烦恼和欢乐,也帮助他更能感同身受地理解那些历史人物在大时代下的心灵和处境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晚清民国报刊史、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左翼文化与20世纪中国革命、回忆录、口述史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等。主要著作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与民国相遇》(北京三联书店,2017)等。

燃灯者

2002年秋天,唐小兵从湖南大学毕业不久,被分配到衡阳师范学院教书。

那时他单身,还没谈恋爱,一有空就跑回长沙去找留校任教的一位好友聊天,跟着他去见各路朋友或一起逛书店。

在长沙定王台附近的书店里,他的眼睛“钉”在了一本黑皮的书上,书名叫《另一种启蒙》,作者是许纪霖。买回去读完后,他的心情一时澎湃难抑,当晚写了一篇半是书评半像随感的三千来字短文。因为自己没有电脑,他到网吧里把这篇文章打了出来,投给了《书屋》杂志。

在此之前,唐小兵从未听说过这位上海学者。待文章发表,他按书里的作者介绍,复印了一份寄到上海,同时附信一封吐露了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期待得到解答的问题。

不久,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回信。信上说: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公共关怀的人,读的书虽然很少,却对学术有真正的兴趣;你所提的问题都很大,如果想寻找答案,应该去读一下余英时、钱穆两位先生的书。

紧接着,他又收到了第二封上海来信——先问他是否收到前一封信,然后说考虑到他所处偏僻、信息闭塞,推荐他有兴趣可以去关注学术思想网站。

一本书,两封往来的书信,改变了这位湖南青年之后的人生轨迹。唐小兵决定离开衡阳。当年,他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在丽娃河畔读研究生的六年,一个全新的世界向唐小兵打开了。

每天,他读书,上课,写作,听讲座,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或是跟着同门师兄弟逛书店。在书店里,他有时会碰到中文系的罗岗老师,“他会说这本书好,你赶紧买,那本书不错,你要来一本。”尽管囊中羞涩,他会想尽办法买来,然后抱回去如痴如醉地啃读。

此时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聚集了杨奎松、许纪霖、韩钢等一批国内一流的近现代史学者,此外,还有一批参与大陆新儒家学说创建的学者。

在各种思想、学术观点的熏染中,自嘲是“一只没什么文化的流浪猫”的唐小兵慢慢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立场。耳濡目染的,还有身边前辈学人们的言传身教。

在唐小兵看来,华师大自有一种野性的、波希米亚式的文化底色。他历数从华师大走出来的作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名字,从赵丽宏、格非、李洱、毛尖等80年代华师大作家群,到王小明、陈旭麓、李颉这些颇具个性的学者。

这对唐小兵有很深的影响。“就像赛义德在《知识分子论》里说的那样,身为知识分子,不是一天到晚赶场子讲些漂亮话,以此获取一些虚假奉承。”

读研究生时,在一次读书讨论课上,负责做报告的一位同门开始痛批国内一新左派知名学者的新书,接着另两位素以观点犀利著称的师兄也不以为然。狂轰乱炸过后,导师做总结时,当堂把这几位弟子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他很生气,说让你们读别人的书,是为了吸收他的长处和好处,不是让你们树个靶子来批,让你感觉自己有多高明多了不起。”

往后,唐小兵常常提醒自己和学生要有一种多元包容的心态。“观点不同有时并不是那么重要,而是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很诚实、有学理的态度,你所对待的是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问题,思考是不是严肃真诚的,你的言语和行动之间能不能大体上有一个一致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成为一个宽泛意义上的学术和思想共同体的成员。”

专注于民国知识分子研究多年,唐小兵在处身立世上最认同的是胡适先生——一是说理态度,一是他对世界和他人的一种善意。

师长们的燃灯相照,也影响了唐小兵自己教书育人的方式。

在每次专业课内容和相关讨论结束后,他会推荐和讲评一本书,内容不限于历史学领域,有徐晓的《半生为人》、北岛的《时间的玫瑰》、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查尔斯泰勒的《世俗时代》……

每次在课堂上表现出色的学生,会从他那里得到一本书作奖励。这些书有出版社寄给他的,有他自己买重的,还有师友们赠送的;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则是他上课前特意跑到书店买来作奖品的。

“历史系一向是最重专业的。但是,我希望我的学生在他们的专业之外,能去关注一些公共文化的内容。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跟着我一起读书。”

在华师大历史学院,唐小兵是人气指数最高的青年教师之一,自有一票铁杆的迷弟迷妹。“我就知道有一些女生因为喜欢唐老师,上他的课就表现得特别积极,然后会穿得特别好看。”一位读研二的女生偷偷和本刊记者八卦道。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是采访中几位学生对唐小兵的共同评价。“唐老师是特别真的、内心特别丰富的一个人”,而且,“爱学生爱到一种无法想象的地步”。

在这座人与人之间强调边界的大都市里,他热情甚至有点“婆妈”地关心着学生们的读书、处世、生活乃至娱乐。但凡有学生来找他,他都会随时放下手头的事,郑重地找个吃饭、喝咖啡的场所和他们聊,帮他们开解学业和人生的烦恼和问题。

对于来自偏远农村或少数民族地区、底子相对薄弱的学生,他更要多操一份心,除了读书、做论文上的指点,他不时鼓励他们要有自信心,不要因为吃的用的、去哪里旅行和城里同学有差距而生出自卑感来。



十字街头的知识人



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

活在真实中

唐小兵在上海求学、工作了14年,师长们常常和他打趣,说他是一个江浙化了的湖南人,因为他不吃辣,性子温和,少了湘人那股子霸蛮劲儿。

虽然抵触湖南人那种自大心理和省际“爱国主义”,但唐小兵说自己身上依然有着湖南人的脾气——做事有韧劲,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不只关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田,“好像总有一种把别人的生活、整个社会的走向、公共文化的面貌跟自己关联在一起的心结,不能轻易像以赛亚·伯林讲的那样——完全退隐到内心的城堡。”

唐小兵当过网站版主,当时他的网名叫“风堰石”,这是他老家村镇的名号。

对一名从乡村走出来、辗转至大城市的青年知识人,“公平”、“正义”、“城乡鸿沟”、“阶层固化”从来不是一些抽象的观念性名词,而是他在家乡务农的父母双亲,是常年在南方打工的兄嫂,是留守家乡、只能在春节和父母相聚的侄儿女们,而他们中的多数也将继续父辈们的道路,留下一个越发“空心化”的故乡。

“我不是说打工不好,而是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缺少知识、人文的必要滋养就早早走上社会。当他去面对这个高度竞争、高度异化的世界,内心里能够拿来遮风避雨的东西太匮乏了。最后把所有人生困境的解决途径都简化为一个字——钱。”

这种骨肉相连的牵扯,让他对左派思潮抱有一种理解甚至亲近。他新近的研究课题是关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在上海的传播和影响——大革命失败之后,在中国这个最西化、最资本主义的城市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知识青年投身到左翼文化运动中来?

“按哈贝马斯的观点,这本来应该是一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地方,应该是渐进的、温和的、改良的、批评意识形成的一个地方。但是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恰恰形成了一种批判性的、疏离的、反抗性的政治文化,包括鲁迅晚年的杂文创作,都是在这个历史脉络里面。”

写作,是唐小兵在学术之外参与公共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以《大公报》、《申报》为案例研究现代中国公共舆论形成之时,他课余也在《南风窗》、《读书》、《南方周末》等期刊、报纸上写一些书评和思想文化随笔。2013年,这些文字被整理为《十字街头的知识人》出版。

2011年到2013年,是唐小兵个人写作的一段高产期,他在《东方早报》文化版开设“野人献曝”专栏,聚焦民国知识分子、文化人个体和群体的精神思想故事,断断续续写了三年。2017年,他把这部分文章收录进《与民国相遇》一书。

在这些絮絮道来的民国人物里,既有像胡适、丁文江这样一批“面对时代,舍我其谁”,自觉要重振知识精英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角色的知识分子;也有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像杜亚泉、吴宓这样围绕在《国风》杂志周围的“故旧”们;还有一干居住在上海亭子间的文人、小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压迫、资本利诱和生活煎熬之下的生活,以及一批向劳工阶层靠拢、以体力劳动洗涤灵魂而走上革命之路的左翼知识分子。

他最认同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历史的公共写作是投向未来的一束光,当历史不再照耀未来的时候,人类的心理就会在茫然中游荡。

唐小兵笔下的文人往事里,流淌着一股寻常生活的烟火气。

在《与民国相遇》里,你能读到沈从文和张兆和这对民国著名“师生恋”因开销用度而滋生的夫妻矛盾;还有留洋归来、满脑子现代科学理念的蒋廷黻一回乡奔丧,就为是否请和尚念经而遭遇到现代和传统生活秩序的冲突,以及之后的妥协和让步……

在同事和朋友圈里,唐小兵是远近闻名的“模范奶爸”、体贴的“暖男”先生。尽管时而流露出对那段未受家室之累、畅快读书写作的岁月的怀念,“但是,这也是人生里很重要的部分是不是?是不可推卸的人生责任。”他补充说。

这些来自柴米油盐、孩子家庭的琐碎烦恼和欢乐,也帮助他更能感同身受地理解那些历史人物在大时代下的心灵和处境,而不仅仅把他们视作只为抽象、宏大的主义、立场、价值呐喊或撕扯的“观念人”。

2007年,唐小兵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时,汉学家齐慕实(Timothy Cheek)曾分享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哈佛求学时的所得。当时,他的导师、北美“汉学三杰”之一的孔飞力教授告诫他们:一个人的思想跟他的社会体验和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作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个人挑战也许是如何面对“知行合一”的问题——在每一天真实而具体的处境中,如何活出你所宣称信仰的?

在个人随笔里,唐小兵诚实地记录下自己所经历的“风波”——读研时,因为新校区搬迁引发的公开表态、立场之争和“三好生”评选风波;在家乡县城目睹母亲街头遭抢,作为一个文弱书生追赶抢劫犯的愤怒、狼狈和无力;以及,一个大学“青椒”在高校体制内的挣扎。

他坦承自己有恐惧的时候,也需要克服人性的弱点——贪婪、“身为男性的虚荣”以及不平之心。曾有一段时间,他连续三个月都处于失眠状态,他开始闭门不闻窗外事,直到有师长提醒他说:小兵,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学院化了?

“我很感谢身边的这些前辈们,教导我如何过一个平衡生活,处理好学术和公共关怀之间的关系。”他聊起钱理群、钱永祥、杨国强等前辈学者给他的鼓励,以及马克斯·韦伯百年前那份《以学术为志业》讲稿的警示和提醒。

“我特别认同哈维尔说过的一句:活在真实中。这非常要紧。”



与民国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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